河隴大地，文脈綿長；黃土層下，文明回響。從董誌塬上的仰韶都邑到洮河之濱的史前聚落，從秦人西巡的禮製高台到祁連山下的王族陵寢，五年來，甘肅考古事業步履鏗鏘、捷報頻傳，文博考古領域碩果盈枝、成就斐然。
武威唐代吐穀渾王族墓葬群、禮縣四角坪遺址、臨洮寺窪遺址、慶陽南佐遺址四項重大成果接連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創下“五年四進”的亮眼成績，以堅實的考古實證串聯起中華文明起源、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完整曆史鏈條，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與發展鐫刻下不可磨滅的隴原印記。
黃土高原上的中華早期文明之光
距今五千餘年，華夏文明的曙光已在隴原大地悄然升起。在涇河之畔的董誌塬西部，南佐遺址靜靜沉睡，曆經數度考古發掘，終在近年重見天日，以恢宏格局與珍貴遺存，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的源遠流長。
南佐遺址坐落於慶陽市西峰區後官寨鎮南佐村，地處蒲河左岸的黃土台塬之上。1957年被調查發現，曆經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兩輪發掘，2021年至2025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中國人民大學等單位開啟第三輪係統性考古工作。連續五年的深耕細作，讓這座史前都邑的全貌逐漸清晰。經勘探確認，遺址總麵積約600萬平方米，主體區約230萬平方米，核心區約30萬平方米，主體年代為仰韶文化晚期，碳十四測年距今約5100—4700年，是黃土高原距今5000年前後當之無愧的都邑性聚落。
核心區內，一組中國北方年代最早、規模最大、布局最嚴整、保存最好的高等級夯土建築群震撼麵世。北部中央一座麵積達4000平方米的大型夯土院落氣勢恢宏，院落核心的F1宮殿式建築麵積約824平方米，是保存最完好、規模最宏大的史前宮殿遺存。建築群以F1中軸線為基準對稱排布，清晰規整的都邑中軸線布局，將中國古代都城規劃傳統的源頭向前推至五千年前，成為中華文明一脈相承的直接見證。
夯土台基之上，層層疊壓的文化遺存無聲訴說著史前文明的高度。出土的彩陶、白陶、綠鬆石飾品、炭化稻米，以及磚、土坯等遺物，見證著高度專業化的手工業分工、嚴格的社會禮製與鮮明的階級分化，更印證了黃土高原地區跨區域文化交流的繁榮。
南佐遺址代表了仰韶文化發展的巔峰，徹底改變了學術界對黃土高原和黃河流域文明進程的傳統認知，為中華文明形成與早期發展研究提供了關鍵核心材料，成為中華五千年文明史最有力的考古實證之一。2025年，南佐遺址成功入選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為甘肅考古“五年四進”寫下濃墨重彩的收官之筆。
無獨有偶，洮河之濱的寺窪遺址，同樣以史前文明的厚重底蘊，點亮黃河上遊文明起源的璀璨星河。位於定西市臨洮縣衙下集鎮的寺窪遺址，西倚九龍山、麵朝洮河水，自1924年安特生首次發現、1945年夏鼐先生開展發掘工作以來，始終是中國史前考古的重要坐標。2018年至202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啟動項目，連續7年開展主動性發掘，揭露麵積近4000平方米，讓這座史前中心聚落重現榮光。
遺址內涵豐富，涵蓋馬家窯文化、齊家文化、寺窪文化及辛店文化遺存，以寺窪文化命名，總麵積約200萬平方米，現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此次發掘創下多項“首次”：首次發現史前時期三重長方形布局的圍壕，壕溝平行分布、直角轉彎，形製規整，彰顯出高等級聚落的規劃性；首次發現馬家窯文化大規模製陶區，成套製陶工具、儲泥坑與燒製廢品，還原了五千年前彩陶製作的完整流程；首次確認馬家窯文化半山類型大型聚落，證實其為目前已知規模最大、內涵最豐富、級別最高的馬家窯文化中心性聚落。
以三重圍壕為界，聚落總麵積超百萬平方米，周邊數十處同時期遺址共同構成馬家窯文化聚落群。寺窪遺址作為核心代表，見證了黃河上遊史前社會的發展高度。其獨具西北特色的文明形態，豐富了中華文明起源“多元一體”的內涵，填補了中國文明化進程中西北地區關鍵時期的研究空白，用實物印證了黃河上遊作為中華文明重要發祥地的曆史地位。2024年，寺窪遺址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與南佐遺址遙相呼應，共同勾勒出甘肅史前文明的輝煌圖景。
秦地禮製建築鐫刻國家統一印記
禮縣，秦人發祥地。西漢水畔的黃土高坡上，一座秦代禮製建築曆經兩千餘年風雨，依舊展現著大秦一統的恢宏氣魄。禮縣四角坪遺址，這座矗立在四格子山頂部的秦代建築群，以嚴整布局、宏大規模，成為解碼中國“大一統”曆史進程的關鍵物證。2023年成功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為甘肅考古再添殊榮。
四角坪遺址海拔1840米，古人削平山頂形成約2.8萬平方米的平台，遺址現存總麵積超10萬平方米，平台外圍環繞夯土牆，內部密布夯土建築基址，是我國首次發現的規模宏大、格局規整的秦代大型禮製建築群。從高空俯瞰，遺址呈現出嚴格的中心對稱布局：方形夯土台為核心主體，四周環繞四重次級建築，四角分布曲尺形建築，整體沿正方向規整排布，層級分明、秩序井然，盡顯秦代建築的嚴謹規製與磅礴氣勢。
罕見的秦代闕門遺跡、規整的夯土基址、精巧的建築構件，無不彰顯著秦代高超的建築技藝與縝密的規劃理念。結合文獻記載與地理位置考證，專家推測，四角坪遺址極有可能是秦始皇統一天下次年西巡祖庭時所修建的大型祭祀禮製建築。《史記》載，秦始皇統一後西巡隴西、北地二郡，禮縣作為秦人發祥地，正是此次西巡的重要區域。這座依山而建、氣勢恢宏的禮製建築，是秦代國家祭祀製度變革的物化載體，更是統一多民族封建國家形成的標誌性遺跡。
從部落聯盟到王朝一統，從區域文化到中華文明，四角坪遺址的發現，完整印證了中國古代統一國家形成的初期政治格局與精神追求。它以實物形式展現了中華文明“大一統”理念的源遠流長，為研究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考古資料。這座矗立在高山之巔的秦代建築，如同曆史的豐碑，鐫刻下中華民族追求統一、團結奮進的精神基因。
祁連山下見證民族同心千年傳奇
祁連北麓，冰溝河畔，武威唐代吐穀渾王族墓葬群如同一部塵封的史書，記錄著絲綢之路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動人故事。2021年，這座墓葬群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成為甘肅考古“五年四進”的開篇之作，以豐富的文化內涵，實證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曆史形成。
該墓葬群位於武威市西南祁連山北麓，主要分布在南營水庫以西、冰溝河與大水河中下遊北岸的山崗之上，是唐代早中期吐穀渾王族的核心墓葬區。經考古發掘確認，墓葬群分為“大可汗陵區”“陽暉穀陵區”“白楊山陵區”三大陵區，整體呈現“廣集中、大分散、小聚集、有呼應”的分布特征，選址遵循“牛崗僻壤、馬鬣開墳”的獨特理念。
2019年發掘的吐穀渾喜王慕容智墓，是目前國內發現唯一保存完整的吐穀渾王族墓葬，出土文物堪稱驚喜。木質胡床、大型床榻、成套鐵甲胄、筆墨紙硯文房用品，以及類型多樣的絲織品等，均為國內同時期文物的首次或罕見發現。墓中一合墓誌意義重大，不僅時代明確、內容翔實，首次提及武威南山區“大可汗陵”的存在，左側麵還刻有兩行由漢字偏旁部首合成的未釋讀文字，初步判斷為吐穀渾本民族文字，為研究吐穀渾文化提供了全新資料。
2021年，考古工作者對長嶺—馬場灘區3座墓葬進行發掘，出土隨葬品290餘件，進一步廓清了墓葬群布局，豐富了文化內涵。墓誌中關於吐穀渾蓬子氏的記載，對研究吐穀渾曆史、唐與西部少數民族關係、唐代軍事建製，尤其是安史之亂前後唐蕃戰爭、安塞軍來源等問題，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
這些墓葬兼具多重文化特質：以唐代葬製為核心，保留吐穀渾本民族特色，並融合鮮卑、吐蕃、突厥及粟特、波斯薩珊等文化元素，是絲綢之路上文明互鑒、民族交融的生動縮影。從墓葬形製到隨葬器物，從文字記載到喪葬理念，無不體現出吐穀渾王族對中原文化的認同與融入，見證了各民族在長期交往中相互學習、相互包容、共同發展的曆史進程。吐穀渾王族墓葬群的發現，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堅實的曆史支撐，訴說著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生生不息的千年傳奇。
隴原考古續寫文明傳承時代新篇
五年砥礪深耕，四度載譽而歸。南佐遺址窺見遠古文明曙光，寺窪遺址盡顯史前人文風華，四角坪遺址留存“大一統”時代印記，吐穀渾王族墓葬群見證民族交融曆程。甘肅考古“五年四進”的豐碩成果，並非偶然的曆史饋贈，而是一代代考古工作者堅守田野、潛心鑽研的必然收獲，更是隴原大地深厚曆史文化底蘊的集中彰顯。
這四項重大考古發現，跨越五千年曆史長河，串聯起中華文明從多元起源到區域整合，從國家統一到民族交融的完整演進鏈條。南佐遺址與寺窪遺址，實證了黃河上遊、黃土高原在中華文明起源中的核心地位，填補了史前文明研究的關鍵空白；四角坪遺址，見證了秦代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彰顯了“大一統”理念的深遠影響；吐穀渾王族墓葬群，展現了絲綢之路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曆史圖景，夯實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曆史根基。
河隴大地，地處黃土高原、青藏高原、內蒙古高原交會地帶，扼守中原與西域往來要道，自古以來就是中華文明交流融合的核心區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發展的重要舞台。豐富的曆史遺存、厚重的文化底蘊，為甘肅考古提供了得天獨厚的資源優勢，也賦予了隴原考古工作者傳承文明、續寫華章的曆史使命。
近年來，甘肅省始終高度重視考古工作與文化遺產保護，堅持“保護第一、加強管理、挖掘價值、有效利用、讓文物活起來”的工作方針，持續加大考古發掘、研究闡釋與保護利用力度，一批重大考古成果相繼問世，考古工作水平穩步提升，走在全國前列。從史前文明到秦漢一統，從絲路交融到隋唐盛世，甘肅考古以實物遺存還原曆史本真，以科學研究挖掘文明價值，讓沉睡千年的文物開口說話，讓塵封地下的曆史煥發光彩。
黃土不言，文明有聲；河隴無語，文脈永續。甘肅考古“五年四進”的輝煌成就，不僅是中國考古事業的重要篇章，更是中華文明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的有力見證。站在新的曆史起點，隴原考古工作者將繼續堅守田野、深耕細作，不斷探索文明起源、傳承曆史文脈、講好中國故事，以更多考古成果實證中華文明的燦爛輝煌，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貢獻甘肅力量，讓河隴大地的文明薪火代代相傳、永放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