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長篇小說《人間廣廈》出版發行。 該書成功入選2025年11月「中國好書」推薦書目。
這部以單位分房為切入點的作品，源自作者陳彥數十年的親身經歷和生活沉澱，既勾勒出“優惠房”“房改房”中的人性博弈與荒誕悲喜，又通過主角滿庭芳傳遞出悲悯包容的處世之道。 小說中地上分房風波與地下考古敘事交織，既有跨作品的人物互文，也藏著對安居與精神棲居的永恆追問，延續了作者扎根本土、書寫民間的創作底色。
12月15日，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茅盾文學獎得主陳彥接受記者獨家專訪，深度解讀《人間廣廈》的創作初心與文學內核。
記者：您可以為讀者介紹《人間廣廈》的創作背景嗎？
陳彥：這部小說開始一直叫《分房》，講的就是單位分房的事。 在住房的貨幣化、商品化、社會化進程中，低於市場價格的分配，持續了一段時間。 分房成為我們這個社會很重大的一個現實問題。 分配過程，有時甚至天然具有一種魔幻現實主義的味道。 我工作幾十年，親身經歷過很多次分房，有時置身其中，翹首期待; 有時超然世外，不在分房之列; 有時被架在火上，成為手裡握著名單的人。 總之，提起分房，似乎人人都有俄羅斯套娃一般的故事，層層疊疊，言說不盡，且都妙趣橫生。
記者：您在塑造小說中的主角——西京文化藝術院院長滿庭芳時，有沒有加入自己的影子？ 您怎麼評價這個角色？
陳彥：這是虛構的小說，滿庭芳自然也是虛構的人物。 當然，每個作家的創作，肯定都會打上作家的烙印，但作家筆下的人物，一定是全面加工了的形象。 滿庭芳寄託了我對現實生活的無限熱情，希望他充滿人性溫度，有著悲悯情懷、豁達胸襟。 我尤其希望他能貼著大地行走，而不是懸在高閣，做心冷如鐵的“秤砣”。 社會太需要愛，需要包容、需要理解、需要攙扶。 基層管理者需要情懷、需要溫度、需要愛憐、需要將心比心，滿庭芳就是這樣一個充滿了生命溫度的人物。
記者：分房事件中，滿庭芳人生的至暗時刻莫過於陳霸先去世，繼而陳繼祖跳窗。 創作他無助、無奈地在院子里暴走那段時，您是怎樣的心情？
陳彥：只有小單位，沒有小事情。 有些事對於單位可能屬於正常，但對於個人，就是超常，甚至天塌地陷。 我曾經經歷過類似事情，有時整夜睡不著，單位其他參與處理後事的同志也睡不著。 他們有時甚至比我還犯難，因為他們在一線面對面“談判”，衝突、過激行為隨時會發生。 但抽絲剝繭，總會有解決的辦法。 這個辦法就是人道、悲憫與同理心。 有時一件事會磨半月、一月都無解，你不僅會失眠，也會暴走，甚至情緒很低落，問自己幹嘛要幹這事情，真“不如回家賣紅薯”去。 但只要用“心”去做，最後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 《人間廣廈》中的陳霸先、陳繼祖都是虛構人物，我寫他們時，情感是複雜的，也是悲欣交集的。
記者：小說里每個人物都極其鮮活真實，您並沒有刻意去刻畫壞人或者好人。 您在塑造人物角色時，包括命運走向，有沒有哪些是中途更改的？ 是出於什麼樣的考量？
陳彥：這個世界沒有絕對的好人，也沒有絕對的壞人。 即使壞人，也會有好的時候。 文學需要塑造惡棍形象，就像博爾赫斯的《惡棍列傳》，但那裡面的很多“惡棍”也十分“忠勇”“義氣”，就看站在什麼角度和立場去看了。 大奸大惡，大忠大善，一般都是歷史和文學藝術“打扮”過的人物。 文學還是應該塑造更加立體真實的形象，讓讀者去“品味”人生，體察世相。 比如寫《星空與半棵樹》時，我就故意把孫鐵鎚這個人物寫得很惡，開始還有幾筆對於他的“善”的勾勒，最後自己氣得把這幾筆“善”給刪掉了。 何必呢？ 文學是應該有對善與惡的“裁量權”的，這是作家的權利。 在《人間廣廈》寫作過程中，許多人物的“走向”都是改寫過的，有的是職業，有的是生死，有的是最後的“出路”。 他們會隨著性格邏輯加以轉換，也會隨著我對生活的“參悟”將他們改得面目全非。
記者：憶秦娥這個人物在這本書中也有，是為了和之前的作品保持一種天然聯繫嗎？
陳彥：是的，我的6部長篇小說和以前的戲劇，都有一定的互文關係。 有的人物會在不同的作品中持續出現，憶秦娥從《主角》出場，到《喜劇》《星空與半棵樹》，再到《人間廣廈》，都有露面。 而《裝台》中的刁順子，又在《主角》《喜劇》《星空與半棵樹》《人間廣廈》中反覆出場。 第一部長篇《西京故事》里的人物，在此後5部長篇里都出現過。
我是想有一種自己創作的整體觀。 一個人對世界的認識是十分有限的，恰恰是一些我所塑造的人物，能夠去拓展從有限到無限的可能性，有的人物在其他作品中，性格可能還在發展。 總之，我會將他們帶進我以後的作品里，讓他們來完善我的文學生命之“場”。 當然，得符合故事與人物性格邏輯性。
記者：《星空與半棵樹》中穿插了很多天文知識，《人間廣廈》則寫了很多考古事件，是因為您本人對考古比較感興趣嗎？
陳彥：我對世界充滿好奇，凡是不知道不懂得的事，都想學習一點、瞭解一點。 但都是一知半解，充其量也就是“以管窺天”而已。 天文學與考古學都是大學問，正因為大，我才覺得對於文學有意義。
寫《星空與半棵樹》那陣兒，我不僅搜腸刮肚地擠壓那點以前積累的天文知識，還多次到各類天文館去向天文學家請教，算是獲得了一方“坐井觀天”的井口。 而考古學在西安，那就是一門顯學。 我只恨接觸太晚而錯失了很多與文學有益的滋補。 文學是不能閉門造車的，如果永遠就是幾個文學家朋友在那裡熱火朝天地生活著、切磋著、展望著，是與文學本質相背離的。 文學是大地之學，開放式“走讀”是文學的最好樣式。
記者：滿庭芳之女滿三秋身上有著小孩子的叛逆、任性，也有對愛情的執著與惶恐。 如果現實中，曹子建不是盜墓的，您會支持他們的感情嗎？ 您對當代年輕人的婚嫁觀有什麼建議？
陳彥：這是一個大題目，應該由當代年輕人來回答。 選擇什麼樣的生活方式，是很個人的事情，我想每個家長都希望孩子幸福。 我以為，只要幸福，有喜歡的事可幹，再有人彼此呵護、關照著，平平安安的，就是很好的人生了。
在《人間廣廈》里，滿庭芳的女兒幾乎一切都沒有按他的思路來。 他希望孩子繼承他的“衣缽”，也搞點文化研究、文藝創作之類的事，結果女兒被姥爺“攛掇”去發掘古墓了。 這是滿庭芳最不願看到的事，因為妻子趙一秋學的就是考古專業，幾乎顧不上家，把自己活成了“女漢子”。 再將女兒滿三秋也弄去“挖墓”，家裡“幾乎沒日子”了。 但是，既然孩子喜歡，滿庭芳也只能被動接受。 誰知孩子又愛上了一個開「褲帶麵館」的曹子建。 曹子建是一流大學的高才生，對歷史與考古研究都“躬耕頗深”，卻偏偏喜歡賣褲帶面，大有老莊、陶淵明之風範。 滿庭芳想著孩子覺得幸福就行，誰知曹子建卻是一個段位很高的盜墓賊。
悲喜劇在分房鬧劇中緊鑼密鼓，有關知識、地位、慾望、價值的戲碼就泥沙俱下、混沌而至了。 婚姻觀永遠都是人類生活的重要觀念，是個「春江水暖鴨先知」的“精密儀器”，得自己調試，自己把握刻度。 是不是找到了最適合自己穿的那雙鞋很關鍵。 我覺得，無論如何，這雙鞋還是要找的，只要找，就一定會有的。
記者：您在後記中提到近代俄國、拉美地區的文學藝術家，正是因為扎根本土才能創作出那麼多傑出作品。 您認為一個好的作家除了在生活中汲取豐厚的素材外，還應有哪些積累？
陳彥：每個作家的特質都是不一樣的，我們只能摸索那些“大概率”事件。 俄國文學藝術在19世紀出現了一個不可逾越的高峰，就是托爾斯泰、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屠格涅夫、別林斯基那代人，還有音樂家柴可夫斯基，畫家列賓，戲劇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 他們都是因為在學習模仿歐洲，尤其是法國、義大利文化后，開啟了俄國本土文化與精神內核的鑽探，最終征服了全世界。
拉美文學的“爆炸”現象也一樣，是經過了殖民統治、西方文化植入，在“被切開的血管”中，看到了自我“救贖”的必要，從而開啟了拉美文化的“內窺”與“撥亮”。 他們在尋求「拉丁美洲的面孔和思想」，從而誕生了像瑪律克斯、帕斯、略薩、聶魯達、博爾赫斯、卡彭鐵爾等一批文學巨匠。 他們在縫合拉丁美洲被殖民者切開的「血管」，讓拉丁美洲的“民間”，成為進入「廟堂」文學的元素與基因，最終成就了不同於世界任何一種類型的拉美文學。
中國歷史更加厚重，民間更加豐沃，當代文學自然更有形成獨特世界風貌的可能性。 我們既要向外求，學習須臾不可或缺，也要向內求，向內在傳統求，向民間求，因為民間存在著更加鮮活的生命體。 他們在鄉村，也在都市，文學正是書寫這些鮮活生命的“利器”。
記者：您的小說以現實題材為主，《裝台》改編成電視劇播出後有口皆碑，《主角》也在西安拍攝完成。 《人間廣廈》如果有機會改編的話，電視劇、電影、話劇，您更傾向哪一類？
陳彥：這個我做不了主，要看再創造者怎麼看。 我個人覺得，這個故事無論影視劇、舞台劇，都是適合改編的。 小說作為母本，我更希望再創造者能夠帶進他們的體溫，從而出現別樣的生命詮釋。 尤其是“分房”的故事，大概很多人都有一些“備忘錄”，參與進來，就是立體交響。
記者：能否透露您下一部作品的進展？ 是否像後記中提到的也會有很多考古事件？ 另外，新年就要來了，您還有其他新計劃嗎？
陳彥：還在醞釀中，但可以肯定的是，仍是陝西這塊土地上的故事。 關於考古問題，我想我肯定會有一次濃墨重彩的書寫，但不一定出現在下一部作品裡了，因為我覺得自己在這方面“走讀”得還遠遠不夠深入。 2026年也肯定會寫，手頭要寫的東西也挺多，新年前後，得好好捋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