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好萊塢電影發行人,到華語電影製片人,再到系列原創動畫電影製作人 —— 他的二十六年,與中國電影的二十六年。
張苗在2024年金雞百花獎發言現場
兩段漫長的實習
2026年秋天,西安,一場絲綢之路電影論壇。圓桌旁坐著法國女士伊莎貝拉·格拉尚,輪到張苗發言,他沒有先談市場或政策,而是講起一個人。
“今天有一位朋友,我認識她25年了。她坐在我旁邊。歲月對她很好,對我不好,我比二十五年前已經老了很多。”2001年,張苗還是個年輕人,他把法國電影《暗流》第一次以分賬大片形式帶進中國市場。
這個細節幾乎能概括他的二十多年:一半時間把外面的好故事帶進來,一半時間把中國的故事講出去。
張苗的頭銜很長:製片人、監製、發行人、出品人、北京精彩創始人、總經理。圈內人更願意叫他“百億製片人”——《戰狼2》《流浪地球》《你好,李煥英》《我不是藥神》《雄獅少年》系列等影片,都有他運籌帷幄的“大動作”。而他自己介紹自己時,通常用“電影工作者”一筆帶過。
張苗是成都人,頭十八年都在成都度過,這成了他日後很多談話內容的一個注腳。2001年,張苗進入美國索尼哥倫比亞國際影片公司中國區,一待就是十五年,從助理做到中國區高級總監,經手的是《007》系列、《蜘蛛俠》系列、《黑衣人》系列、《2012》、周星馳的《功夫》,還有那部法國片《暗流》。
《敦煌英雄》亮相2026中國電影美學年會,張苗(中)作為總製片人參加展映後的學術交流。
引進片留給他的不止一串片單。2006年他負責引進《叢林大反攻》,第一次萌生“要做動畫電影”的念頭,那時他對一部引進片能做的二次創作幾乎只有配音,於是請來葛優、馮小剛、張涵予、鄧超。這個念頭擱了十三年才真正落地。這十五年是他觀察電影工業最好的窗口,等他轉身做國產片時,腦子裏已有了一套完整坐標系——製片、宣發、發行、檔期,環環都可設計。
2016年,張苗離開哥倫比亞,出任北京文化電影事業部總經理,從“幫別人賣片子”轉向“自己做片子”。
往後幾年,他作為製片人、總發行人參與的是《戰狼2》《我不是藥神》《無名之輩》《流浪地球》《你好,李煥英》——票房從31億到56億。《戰狼2》一路打破票房紀錄,也讓北京文化的股價一度暴漲超過50%,張苗說那是一次“飽和式宣發”。
他記得《流浪地球》最難的時刻:專案階段性停機,他去請吳京,吳京仗義相援,答應客串。最後,吳京從客串變成一個多月的拍攝,零片酬,最終還投資成了出品人。
張苗在2026年絲路論壇現場發言
2020年12月,張苗離開北京文化,創立北京精彩,抵押部分自己收藏的藝術品作啟動資金。2021年6月,新公司公佈片單,最顯眼的是一個叫“中國少年宇宙”的內容體系,打頭陣的,就是動畫電影《雄獅少年》。新公司的第一件事,是和一個叫孫海鵬的年輕動畫導演一起,做一部沒人敢碰的原創動畫。
“故事是我們的,技術是世界的”
張苗常說一句話:文明永遠是趨同的,文化是尋求差異的。這句話幾乎是他全部創作觀的支點。被問到跨文化傳播的難點,他幾乎不假思索:最大難度是文化折扣。但他又說,這個問題本身也許是個偽命題。
他要講的故事,從來只有一個原點——本土,老百姓,靈魂深處。
那麼,所謂“紮根老百姓靈魂深處的故事”,到底指什麼?他的回答幾乎是一套關於“人”的聲明:那“不是宏大口號的堆砌,而是普通人真實的喜怒哀樂,是刻在我們民族日常生活裏的情感底色”。拿《你好,李煥英》來講,它沒講波瀾壯闊的時代敘事,只講一對母女樸素的愛與“子欲養而親不待”的遺憾。每個中國人心底都有一位平凡偉大的母親,這份情感是本土的;但母愛本身,又是全人類共通的。再看《雄獅少年》,少年阿娟家境普通,迷茫又不甘,借著舞獅自我突圍。舞獅是嶺南獨有的民俗,是文化差異;可一個平凡孩子不甘沉淪、想證明自己,這種掙扎,中外觀眾都讀得懂。
《你好,李煥英》宣傳海報
“文明層面,人類對親情、尊嚴、夢想的嚮往是相通的,這是共情的底座;文化差異,是我們獨有的生活習俗、審美、集體記憶。”很多人以為要走向世界就要抹平本土特質,恰恰相反,真正打動人的,是帶著鮮明本土印記的人性。
張苗把傳統文化比作富礦,提醒別只挖歷史典故、器物符號,更要挖一代代中國人沉澱下來的精神與情感。
他幾乎本能地警惕兩種誤區。一是過度解讀本土文化——把電影做成文化說明書,堆砌民俗符號、歷史概念,忽略人物和情感,“外國觀眾看得晦澀,國內普通觀眾也覺得疏離”;二是刻意迎合外部市場——為所謂國際觀感裁剪生活底色,“故事失去了根,兩邊的觀眾都不會買賬”。
“不管是刻意迎合還是過度解讀,我們內心都存在一個偽命題——我們擔心他看不懂。”答案相反:文化的差異性,恰恰是故事巨大魅力的來源。“正如美國電影其他人拍不出來,中國的電影其他人也拍不出來。”所以要做的不是遷就,而是把根紮下去——“最本土的、最深入本土老百姓靈魂深處挖掘出來的故事,就是世界的”。
文化差異本身不是傳播的障礙,障礙是只輸出差異、不傳遞人性。《雄獅少年》裏舞獅的套路、鑼鼓、祠堂都很本土,但服務的是阿娟的成長,不是給外國人看的展品。張苗強調:“我們先把故事講給中國觀眾,讓本土的觀眾先被打動,這是根基。”
《雄獅少年》後來在日本上映,新海誠看完說“好厲害的電影”。“所謂文化折扣,很多時候折扣不在文化,而在人性表達的缺失。”
談絲路共同市場,張苗給出三種最值得開發的元素:最樸實的老百姓情感,像《你好,李煥英》那種沿線觀眾都看得懂的親情;共同成長的經歷,像少年靠努力往上攀登;還有共同的歷史——敦煌這樣的故事天生對沿線觀眾友好。
《雄獅少年》宣傳海報
這一切的底層,他歸結為一句“人的公約數”:絲路沿線各國歷史、宗教、風俗各不相同,但老百姓面對生活的困境、親情友情的珍貴,是共通的。“電影不是教科書,民心相通,靠的是一個又一個鮮活具體的人,讓不同國度的觀眾看完電影會感慨:雖然我們生活不一樣,但我好懂他。”
在張苗這裏,故事是本,技術是能被全世界共用的工具。“我一直有一個執念,故事是我們的,但是技術是世界的。”所謂“集天下之才俊、講中國之故事”,不是引進海外團隊來主導我們的故事,而是借鑒全球成熟的工業經驗為本土人物敘事服務。
為了講好一個中國歷史人物,他和團隊去了哈薩克斯坦——要講蘇武,就去看貝加爾湖、驍勇的古代騎兵和馬,去找能還原兩千年前人物狀態的服化道。
“我們可以吸納國際優秀技術人才,但劇本內核、人物情感、價值取向必須紮根中國土壤,不能反過來用國外的敘事範本套中國人物,那樣就會水土不服。”在張苗看來,技術為故事服務,外來的工具為本土靈魂服務,這才是跨國合作的意義。
靈魂性、創新性、可行性
作為操盤多部票房口碑雙高影片的製片人,張苗被問過太多次“怎麼押中爆款”。他的回答樸素得近乎技術性。
判斷一個專案值不值得投入開發,他一般看三件事:靈魂性、創新性、可行性。
靈魂性,就是看人心——是否觸碰真實的人,是否有真誠的情感內核。無論科幻、現實還是動畫,人物懸浮、情感虛假,再華麗的外殼都走不遠。
《我不是藥神》直面普通人面對病痛的掙扎;《流浪地球》是宏大的科幻,內核依然是中國人對家園、家人的守護。“觀眾願意為真實的情緒買單,這是市場最樸素的邏輯。”創新性,不只是技術層面的創新,主要是表達上的新意。像《雄獅少年》,國產動畫很少聚焦底層少年,他們願意投入,正是看到孫海鵬導演和所有主創帶來的突破價值。“創新必然伴隨風險,但電影行業如果總走安全老路,就沒有未來。”第三看可行性,評估資金、團隊、工業能力、週期。“製片人不能只做理想家,還要做實幹者。”
被問到製片人與導演的關係,張苗常把製片人比作產品經理、把導演比作工程師。他舉的例子是喬布斯——好的產品經理帶著最傑出的工程師,做出讓很多人用的東西。但他馬上補充,這只是職能分工,不是把電影當普通商品。
“導演負責把故事的藝術想像落地;製片人縱觀全局,守護創作初心,兼顧市場現實。二者不是甲方乙方,而是戰友。”他有一個底線:商業是電影生存的手段,不是最終目的。“完全拋開市場,再好的藝術表達沒有機會和觀眾見面;一切唯票房論,又會讓創作變得短視功利。”
遇到創作分歧,張苗很少用市場數據說服導演,“我們會回到原點:這個故事到底想表達什麼?人物的情感成不成立?是不是還能看見真實的觀眾?”
他相信好電影三者不對立——《你好,李煥英》等過去十年湧現的好電影,有真摯的藝術表達,收穫億萬觀眾共情,也獲得市場回報。他把這種關係稱作“榮辱與共、相濡以沫”的緣分:“人生很短,好的製片人和導演之間的合作,就是他們人生中最開心、最難忘的一段歲月。”
他很少猜檔期,更願意猜人心:電影只要真正打動人,熱度或許會遲到,但不會缺席。投資上他反復強調“每分錢都認真負責地花在刀刃上”。
《雄獅少年》正是這套理念的注腳。這部片子無IP、無明星、無流量,被人叫“三無產品”,張苗不認,他叫它“三有”——有真誠、有情懷、有對文化傳播的責任感。
《敦煌英雄》宣傳海報
2019年8月,他和孫海鵬定下五個頂層設計原則:原創、現實主義、舞獅、少年,24個月完成。整個團隊跑遍嶺南的村子采風;為了阿娟的一場天臺戲,連掛在走廊裏的衣服襪子都做了出來。影片動畫完成後,又做三輪測試——觀眾、行業專家、影評人——把意見收上來,變成“手術刀般精准”的修改方案。直到2021年12月初,片子還在改。他說,只有動畫這種形式,才能這麼充分地使用這套方法論。
電影結尾的“擎天柱”,是主創一起磨出來的。編劇想立一根高樁,讓所有人奮起一躍;張苗想了很久,覺得阿娟最後不能跳上去,“這不是美國,他不是蜘蛛俠,上不去的”。他要的畫面,是少年縱身一躍後墜落,獅頭掛在擎天柱上——這是現實主義的底色,也是少年真實的成長。關於角色眼睛的爭論,他並沒有辯解。對市場的冷熱,他也看得很坦然,
“爆款有偶然性,創作有必然性。市場會冷,檔期會變,但一個專案立項時認定的那套方法,不該跟著變。”
中國電影的下一個故事
站在製片人視角,張苗給中國電影分出兩層使命。對內,電影是時代的鏡子,“記錄這個時代中國人真實的生存面貌,看見普通人的奮鬥、困惑與希望,留存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集體記憶”;對外,電影不是簡單的宣傳任務或娛樂輸出,而是平等的文明對話,“是一個文化強國的標配”。“我們不用輸出說教式的大道理,而是通過一個個鮮活故事,讓海外觀眾看到立體、多元的中國普通人。”
他對中國與絲路電影合作的判斷很清醒:目前還處在對話起步、交流多於聯合創作的階段。“真正深度綁定、聯合開發劇本、共同投資、面向多國市場發行的合拍作品數量還不算多。”下一步有三個方向:一是挖掘共通的絲路題材寶庫,聯合沿線創作者共同開發;二是打通工業協作鏈條、促進年輕電影人合作,“不只是開會,要落到專案實操”;三是共建面向多國的發行傳播通路。“合作不是單向輸出,是各取所長、彼此成就。”
對年輕創作者,他看得也開,長期堅持年輕影人扶持和短片計畫,最看重“少年感、新意與熱愛”。他說青年編劇有進步:觀察視角多元,對社會情緒感知敏銳;知識面開闊,類型意識、敘事技巧在提升。短板也客觀存在:有人缺少紮根生活的沉澱,“人物懸浮,缺少煙火氣”;有人要麼過度追流量套路,要麼沉溺自我表達;還有人擅長構思點子,卻缺少打磨長片的能力。“生活是編劇最好的課堂。”對青年導演,他要求守住真誠與敬畏——“敬畏生活,尊重真實的人性;敬畏電影這個行業,尊重每一位合作者,尊重觀眾”。需要突破的,是打破“非黑即白”、拓寬視野、接受工業現實學會在限制中創作。如果只給一句話寄語,他說:“向下紮根人間煙火,向上仰望廣闊山河,能向內心走的越深,故事就能走的越遠。”
《雄獅少年》裏,鹹魚強有句臺詞:“我45歲了,年齡大了怎麼樣,體力不行了怎麼樣,我不認!”張苗說,那是他的心聲。不服老,也解釋了他為什麼功成名就之後又一頭紮進原創動畫。他算過賬:中國電影票房總榜前五十名裏,國產動畫只有兩部過十億,“我覺得太少了”。這條路也最難——世界上最大的電影公司是迪士尼,是動畫公司,可為什麼只有一家?因為動畫太難,難到很多學動畫的人最後都去了遊戲公司。“咱們不能去怪他們,生存是個問題。”所以他給動畫人的期許很實在:精於此、樂於此,最後能以此為生。
北京精彩接下來要走“中國少年宇宙”:拍過去的少年、現在的少年、未來的少年——鄉村、城市、少數民族的少年,通過動畫、真人等形式,講新時代中國少年的成長。青年影人扶持,他主張從選拔走向孵化;絲路合作,他希望從論壇走向專案落地,“不追求數量,扎扎實實做出一兩部真正體現文明互鑒的作品”。
張苗在2026年西安青年影人扶持計畫導師工坊現場
在西安會場他一邊做著這些事,一邊想:如果哪天工作坊、創投會上能看到更多絲路國家的年輕創作者來表達電影願望,那該多好。“年輕人先交流起來,我們一起給他們創造條件。”
把中國故事講出去,張苗是有底氣的。
他數過三個優勢:中國電影人在講自己的故事,故事生長在深厚的文化富礦之上;主管部門和行業帶著電影人出去開疆拓土;國際友人之間的合作,讓電影作為一種國際語言去交流。市場會起伏,類型會輪轉,但他認的死理沒變:只要還有人願意把根紮進本土、把故事講深、把年輕人托起來,中國電影的下一部好故事就永遠在路上。
在他的辦公室,擺放過不少中國古典藝術藏品,從唐宋元明清的傑作到近現代藝術家的表達,讓公司的小夥伴能長期親近。他說電影代表了一個社會的審美良心,“要知道祖先曾經在美學上達到過的高度,才守得住今天的審美底線”。有人問他不做電影了想幹什麼,他說退休以後想去博物館,當一個中國古典藝術品的講解員。對張苗來說,電影和博物館或許是同一件事:都是讓人看見 —— 讓中國觀眾看見自己,讓世界看見中國,讓彼此看見彼此。
(圖由受訪者提供,部分圖片來源“北京精彩時間”官方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