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高空俯瞰董志塬，涇河一級支流蒲河左岸，9座大型夯土臺呈倒“U”字形對稱排布，圍出一座約30萬平方米的史前古城核心區。這裏，便是位於甘肅省慶陽市西峰區後官寨鎮南佐村的南佐遺址。前不久，該遺址入選202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隴東民諺有雲：“八百里秦川，比不上董志塬邊邊。”夏日時節，記者穿過村舍間蜿蜒的田間小路，走進南佐遺址考古發掘現場，探訪這片黃土地下正被一鏟一鏟挖掘出的故事。
“樂趣和幸福都來自一鏟一鏟的挖掘”
1957年春天，考古工作者倪思賢受甘肅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指派，依據當地文化工作者賀書璧提供的線索，前往當時位於後官寨鄉南佐社的疙瘩渠，開展專業考古調查。那時的疙瘩渠還是一片黃土溝坎，倪思賢沿著溝邊走走停停，經過仔細勘查與審慎判斷，確認這裏是一處新石器時代遺址，並在1959年的《文物》雜誌上發表了題為《慶陽縣發現新石器時代遺址》簡報。自此，南佐遺址正式進入大眾視野。
1984年，甘肅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的趙建龍，結束了在甘肅秦安縣大地灣遺址的發掘工作，與甘肅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考古工作者閻渭清一道，來到南佐開始了發掘工作。在大地灣與無數陶片、房址打交道的歲月裏，趙建龍瞭解了仰紹文化的聚落形態，也煉就了一雙“金睛火眼”——憑藉陶片的顏色、紋飾和製作工藝，他就能大致判斷其年代。而在南佐遺址，那些散落的紅陶、灰陶，以及類似大地灣的“白灰面”遺跡，讓趙建龍心裏有了判斷：這裏很可能是一處仰紹文化晚期的遺存。
不同於大地灣的建築以“木骨泥牆”為主，在南佐，閻渭清帶隊發現了25米長的夯土牆。這種通過分層夯築來加固牆體或地基的技術，過去通常被認為在商代才成熟，此次發現為後續考古發掘提供了更多空間。
1994年，第二階段考古發掘啟動，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趙雪野帶隊，繼續對那段夯土牆進行考古發掘。隨著發掘面積擴大，牆體出現了轉折，圍合出一個更大的空間。“原來這不是城牆，而是一座巨型房址的外牆。”趙雪野說，“當時先是發現了一個牆角，隨著發掘不斷進行，最後挖出來一個約630平方米的空間。”這個區域，就是南佐遺址最核心的區域：主殿F1。
1996年，第二階段發掘結束，為有效保護遺址，考古隊員對F1房址進行了回填，留待技術成熟後，再繼續發掘。
“去南佐遺址考古時，來機場接機的是手扶拖拉機，從機場直奔考古現場，一路塵土飛揚。”趙建龍回憶，“有人問過，從事考古研究多年，有哪些令人心潮澎湃的瞬間？其實，樂趣和幸福都來自一鏟一鏟的挖掘。我們所做的工作，就是揭開南佐遺址的一角。”
“像動手術一樣做解剖發掘”
2021年，為了解南佐遺址的年代分期、聚落結構、社會狀況，進一步探索黃土高原地區的古代文明，南佐遺址第三階段考古發掘啟動。經過近兩年的考古調查和發掘，由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西北工業大學、蘭州大學等單位組成的聯合考古隊發現，在主殿東西兩側還各有一列夯土牆側室，遺址核心區有9座呈倒“U”字形對稱分佈的夯土臺，“九臺”外側還有兩道環壕，遺址總面積至少600萬平方米，僅“九臺”及其環壕圍繞的核心區就有約30萬平方米。
考古隊將目光投向週邊的區域，採用了5米×5米的探方發掘法，每挖下去一寸，都要仔細記錄土壤的質地、包含物。挖著挖著，一塊土質土色不一樣的土角，正好卡在兩個方格之間的隔梁底下。
這塊突然出現的土角，質地比周邊黃土更鬆軟，邊緣隱約有加工痕跡。“我們像動手術一樣做解剖發掘。”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館員張小寧介紹，“最終確認，這是一座房子的一個小角。”張小寧回憶，那段時間，隊員們每天紮根田野，白天發掘、記錄，晚上就圍坐在一起討論、猜想，從房子的延伸方向到牆體的厚度，每一次猜想都要通過後續發掘來驗證，每一次下挖都帶著忐忑的心情：“如果找對了，或許就能解鎖一段被黃土掩埋的歷史。”
一座房子找全了，團隊成員又開始了新的“頭腦風暴”：房子的周圍有什麼？結構是什麼樣？在更多座房子被發掘後，團隊意識到：這可能是一座地坑院。進一步的發掘證實了，幾處房屋的確並非零散的建築遺跡，而是組成了凝聚著黃土高原居民生存智慧的地坑院——一種將地面下挖形成深坑，在四周掏挖窯洞的居住形式。
“考古界有句俗話：‘你想不到，就挖不到’。從挖到這一座房子，到想到它可能是一個地坑院，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一點點把它的全貌拼接出來，這個過程非常有成就感。”張小寧說，團隊中的許多成員從小生長在黃土高原，對這裏的版築夯土結構再熟悉不過，一層層夯實的土牆間，藏著古今延續、因地制宜的建造邏輯。
“我們發現，每處院落都是先從地面往下挖掘幾米，再在四周掏挖出平面近圓形的窯洞，用白灰裝修房屋。南佐遺址的窯洞式院落群，是迄今仰韶時期中國北方規模最大、結構最完整的窯洞式聚落遺存。”南佐遺址考古發掘專案負責人韓建業介紹。
“從一開始就採取多學科合作的研究方式”
白衣陶簋、朱砂彩繪陶、表面塗朱砂的石鏃……“在宮城東側祭祀空間，我們還發現了數百萬粒炭化稻米，這在黃土高原地區前所未見。”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南佐遺址考古隊領隊陳國科說。
在宮城遺址一角，牆壁上仍有炭化稻米的殘存痕跡。這些稻米從哪里來？“不排除當地種植的可能，但也有可能是從長江中游等地遠距離貿易獲得。這是一開始我們提出的兩種科學假設。”張小寧說，“科研人員通過對部分樣品開展鍶同位素及植矽體分析發現，稻米可能是本地種植。”
“南佐遺址考古工作從一開始就採取多學科合作的研究方式，能更好還原5000年前的社會圖景。”陳國科說。
稻米來源的謎題尚未完全解開，另一類珍貴文物——白陶，又向考古隊發出了“挑戰”。南佐遺址工作站內，擺放著經工匠修復後的白陶罐，細看表面還泛著一層溫潤的光澤，與普通陶片的粗糙質感截然不同。它的胎料是什麼？高嶺土還是瓷石？團隊利用熱膨脹儀、光學顯微鏡、拉曼光譜儀等設備，解析了南佐遺址白陶的燒成溫度、成分組成、顯微結構等。“我們發現，白陶的內外表面還塗有不同於胎體的塗層，是以貝殼等水生物為原料。”韓建業說。
檢測結果表明，南佐白陶所使用的胎料有三類，分別為高嶺土、瓷石，以及當地的高鈣低鐵易熔白黏土。前兩者可能來源於遠距離貿易，後者的使用則說明南佐陶工對黏土、溫度、產物之間的關係已有基本瞭解。“民族志調查對解答我們的疑問很有幫助。”張小寧說，“我們和本地一名非常熟練的制陶藝人交流時，他帶我們在自己取土做陶的地方找到了一種白黏土，印證了我們做出的考古推斷。文化是有延續性的，觀察今日仍在使用的傳統技術，能夠為理解5000年前古人的行為架起一座橋樑。”